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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次，宪法权利蕴含的价值不适用于民事关系。

因为，宪法权利既将全部人口涵括到特定的功能系统，又将个人和制度的自治领域排除出这些功能系统。在近代宪法，民族国家填补了这一超验维度的空白，但系统论宪法学则试图彻底清除政治神学的痕迹。

生活世界和日常语言才是跨越社会系统进行法律转译的根本推动力。形成了与矛盾因素并存相联系的一种特殊的时间感{4}（P.191）。伯尔曼认为，11世纪之后在西方出现的多元法律传统，首先是来自同时期教皇革命和教会法发展的推动{4}（P.102）。沿着哈贝马斯对宪法不可随意支配环节的强调，我们可以反向观察到系统论宪法学对于宗教、历史和文化维度的忽视。无论是在欧盟宪法、世界贸易宪法、金融宪法、环境与能源宪法发展中，背后都存在现实而残酷的利益较量与地缘政治的因素。

有关系统论宪法学的理论谱系，See Chris Thornhill, A Sociology of Constitutions: Constitutions and State Legitimacy in Historical-sociological Perspective, Cambridge: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, 2011, pp.1-8.代表性著作除了前书，还包括Gunther Teubner, Constitutional Fragments: Societal Constitutionalism and Globalization, Oxford: Oxford University Press, 2012（中译本[德]托依布纳：《宪法的碎片：全球社会宪治》，陆宇峰译，中央编译局2016年版）。在传统宪法范式下，道德原则的规范性通过公共商谈转化为统一的宪法规范，来引导全社会的运行。这些未获得改进者在起点上就将处于明显不利的地位，这是一种在开端的不平等，而且也是一种无法被补救的不平等。

也就是说，那些人之所以获得改进，是因为他们和其他人在一般能力上不处于同一个层次，所以人类改进只是将那些一般能力上的自然弱势者，改进到跟正常状态的人同样的水平。[16]支持允许治疗、但不允许改进的道德理由，可以做两个方式的理解：其中，较弱的理解方式是这样的，由于疾病所导致人处于(低于标准的)不正常状态，这严重损害了他的福利，而且是一种比未获得改进更差的状态，所以治疗就比改进拥有更大的道德紧迫性，因为不使他人受到伤害是道德责任的内容之一。因此，前者是否也需要反对市场化，需要一个额外的论证，这涉及父母选择是否拥有后代的权利。[6]即使是原子弹的发明，也是因为研究者认为这对自己所参与的正义的战争有益，这与战争本身是否正义并没有直接联系，尽管甚至就连是否存在正义的战争这本身都是有争议的问题。

在道德上，这表明针对治疗这件事情而言，反对者和支持者一概认为，存在着明确的支持性道德理由，并且这经常会是一种福利(welfare)方面的理由，因为恢复正常状态的确有助于改善患者(不正常者)的福利。治疗和改进的区别，同时存在着概念上和道德上两个不同的主张，它们虽然相关，但在具体内容上仍有重要的区别。

第二、第三种看法均表达了支持的态度，其中前者是更为乐观的态度：即使的确存在这些道德难题，但是由于它们都是可以解决的，并且由于基因改进会带来巨大的好处，所以不但应当采取人类改进，而且还有道德上的义务(moral obligation)来实施。然而，这个修正同样存在着巨大的难题。依据通常的身心二分标准，基因编辑将会同时对身体和对心灵带来明显的改进。如此一来，优生学尤其是旧的优生学中所蕴含的那个危险因素将会死灰重燃：这种改进必然蕴含着强迫的因素。

B.改进的主体，即由谁来进行改进的问题。[46]在理论上，反驳一种主张的最好做法，应当是将这种主张最佳的样子呈现出来，然后再予以否定。高等教育的两个基本特点是：一方面，它在性质上，是类似于人类改进的、超出正常状态的额外提升。[1]其中的一个典型例子，就是2018年报道出来的贺建奎事件。

这就是说，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治疗，年老健忘在过去被当作是衰老的正常状态，所以并不值得治疗。然而，这个同意其实并不是真正的同意，因为这是唯一的合理选项，父母除此之外别无选择，于是强迫的因素将以另外一种样子重新回来。

(二)治疗与改进真的不可分吗？ 除非支持者做如下的修正：虽然人类改进是由政府提供并垄断的，但是父母依然可以选择不采取，强迫的因素如此一来就会消失。要想将基因编辑的问题引入道德评价的领域，那么就需要将基因编辑这个名词转换成基因改进(genetic enhancement)、生物医学改进或人类改进。

基于是否是对于底线条件的满足，与支持者所主张的人类改进最相类似的，不再是义务教育，而是高等教育，否则就称不上是超越正常状态的改进。那么，唯一合理的反对理由，就只能是这副模样：在义务教育与人类改进之间存在某些关键性的区别，以至于无法将这两者等同视之。[41]然而，社会基本善当然是可以被平等化的对象，但是因出生而获得那些能力，在出生之后却不再有被平等化的可能。相应地，后者表达了一种有限支持的态度：虽然人类改进的确会引发风险，但只有在有效应对这些风险的基础上，才可以进行人类改进。反过来讲，如果一个人未经努力而获得了改进的效果，那么这就成为一种作弊。不过，定制的恶害虽然已经被排除，但并不能够同时回应社会正义方面的批评，所以就还得处理改进主体的问题。

取决于以下两个因素，人类改进会存在不同的方式：A.改进的范围，即改进哪些能力的问题。当然，科技风险这个概念同时意味着，科技/科学在改进我们生活的同时，可能会产生严重的危害，以至于反而可能使得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糟。

[2]于是，贺建奎事件就成了一个法律问题，这迫使法律专家必须参与讨论、必须表达态度：有理由禁止基因编辑吗？在此基础上，有理由以法律的方式制裁相关当事人吗？ 仅就其中涉及的基因编辑问题而言，[3]对贺建奎事件的当事人给予处理的法律根据有两个：第一，贺建奎使用了安全性、有效性不确切的技术。[11]这表明，讨论所针对的对象，并不是基因编辑技术本身的正当性，而是基于基因编辑技术实施的人类改进的正当性。

这反过来说明，一旦将人类改进的选择权交给父母，那么他们将会承担孩子因未改进所引发之不利后果的责任。[10]具体来说，对反对者而言，他们所表达的是一种允许治疗、但不允许改进的态度。

[32]从正面来说，基因编辑式的人类改进，只会注重通用能力的改进，而不是特定能力的改进，尤其是关注对人的健康状况或者智力水平的改进，并且由于这些都是实现个人生活计划的必要条件，这本身就成为值得追求的善，也就不会引发消除特定能力欠缺者的可怕结果。这些做法，不但严重地威胁了孩子的人性尊严，同时也严重侵害了他们所拥有的对未来生活的自我决定权。不过，至少有一点是清楚的：这些改进的部分由于是发生在人身上的，所以那些风险也必然跟人有关系，也因此跟价值问题有关系。换言之，科技吸引力的最终理由在于，科学的适用本身(科技)会带来某种程度上的改进，因而会产生一种更好的生活。

相关讨论正在持续进行这个现象本身就说明：光在后果的意义上来做比较是不够的，而必须去衡量它们在道德理由上各自所处的位置。简单地说，由于义务教育本身就是以尽可能避免社会不平等的方式，来对人类智力方面能力的改进。

显然，人类改进也必须尊重孩子的未来生活决定权，所以它才会成为以通用性改进为核心的义务教育的模式。而且，这个方案，不但至少看起来能够回应婴儿定制社会公平和优生学之类的挑战，而且还受到人类改进与义务教育之间同类关系的强烈支持：孩子和脏水已经在同一个盆中，你不能一股脑地都倒掉。

如此一来，获得改进者与未被改进者，在社会结构中就处在大致平等的位置，而不再有可能分化为两个不同的阶级，这就回应了社会正义的批评。[8]所以，基因编辑与基因改进在概念上就是同义的，它并没有直接表达出对于基因编辑技术的拥抱，因为相关的风险有可能会阻止这种改进技术的适用(由于此处特指的是针对人的基因改进，所以后面将一概使用人类改进这个语词)。

描述性含义指的是，正常状态的标准是一种统计学上的语词，它是对人类的生存与生殖之类生物功能的典型贡献，所以参照点来自对足够多人口的平均计算。[13]这个区分参见Alberto Giubilini Sagar Sanyal, The Ethics of Human Enhancement10 Philosophy Compass 234(2015). [14]这是真实的情形。而通过基因编辑方式进行的人类改进，如果以义务教育为基本模板，那么就缺乏反对的理由。所以，德沃金曾经乐观地表示：如果能够选择，那么所有的父母都有可能希望自己的孩子，具备现在我们视为正常，甚至现在较为优秀的智力水平和其他能力。

例如由于性别的确会影响到未来的生活选择，所以人类改进有可能会允许性别选择。另一方面，它会导致人类形象的单一化，虽然这是一种最有助于实现未来生活计划的单一化，但是它还是会构成对(价值)多元的侵害，如果多元本身是一种价值的话。

给定条件的差别越大，他所获得的成果被视为值得赞扬的成就的机会，就会因为努力的部分逐渐减少变得越来越稀薄。这篇文章将要面对的，就是这种基因编辑本身是否存在道德风险的议题，而将其中涉及的技术风险的部分排除在外，因为它无法面对技术成熟所带来的反向挑战。

必须注意，如果说强迫治疗强迫义务教育因为满足自主生活的底线条件，因而具备道德正当性。[31]关于人类改进与优生学之间的联想请参见，Michael Sandel, The Case Against Perfection: Ethics in the Age of Genetic Engineering,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, 2007, pp.63-83. [32]John Rawls, Political Liberalism,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, 1993, pp.11-15. [33]Alberto Giubilini Sagar Sanyal, The Ethics of Human Enhancement10 Philosophy Compass 237(2015). [34]如果你愿意，也可以将这种改进方式视为公共医疗或者公共体育的模式，它们都是在身体方面的改进，无论是否采取治疗的方式。